黄龙祥

整理中医古籍，与整理其他古籍一样，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版本鉴定及版本源流的考察。特别是影印医书，考察版本，选择底本工作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影印书在版本鉴定上出现失误，对于后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更大。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医古籍整理，特别是医书影印工作中，版本鉴定工作仍是很薄弱的一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古籍整理的质量。本文乃从笔者平素所积之中医古籍版本审订札记中摘取有代表性者略加梳理，试以典型实例，对于中医古籍版本鉴定，谈几点粗浅体会，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中医古籍版本鉴定中常见问题，从笔者“札记”所载实例中，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据序文误定刊刻年代例

根据中医古籍的序文鉴定版本，是版本鉴定中常用的方法。但序文的情况很复杂，例如有些合刊本在流传过程中散作零种单行，其中一部就只存自序而无丛刻总序；有些翻刻本、重修本、重刊本只有原刊序，而无重修序，或重刊序；更有书贸或撤去重修序；重刊序，或伪作序文，或挖改原序记年，以晚期刻本充早期刻本等等。若不一一甄别，而径以序年定其刊刻年代，则难免出错。(一)只看前序不观后序而误定刊刻年代例

古医籍除自载有序文外，卷尾还常附有后续，或跋文。由于后序、跋文多系具体主持刊印者，或实际编纂者所撰，记述版刻源流往往较为具体，对于版本鉴定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

方贤等《奇效良方》六十九卷

关于此书初刻年代，除《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目》著有“明正统刻本”外，其余所有书目均著录为“成化七年刊本”。其中《联目》之误自不待言，而“成化七年刊本”说也未的确。今逐一核查收藏单位各本，卷首均分别载有成化六年商辂序、成化六年万安序、成化七年严郡等序、成化七年陈鉴序，据卷首序末记年，再参照其他特征，将此本定为“成化七年刻本”似无不可。但复检诸本，卷尾另载有岳正后序，序末记年为“成化九年岁在壬辰秋七月八日”，则此本应定为：明成化九年(1473)太医院刻本。又明正德六年(1511)，刘氏日新堂曾据“成化本”重刻，卷端题曰“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总目后刻有“正德辛未孟夏日新书堂重刊”牌记；卷尾另刻有牌记作“正德六年辛未孟夏吉旦书坊刘氏日新堂谨依官本誊写募工绣梓行于天下公共观焉”。

值得注意的是，此成化九年刊本或因残缺，或被书贾抽去原序文，而常被误定刊刻年代。例如孙星衍所藏本欠序文；故误定为元版(见《平津馆鉴藏记》)。又北京图书馆藏书只载商辂序，故曾被误定为成化六年刻本；而日新堂正德六年重刊本牌记被书贾撤去，今人则据卷尾岳正成化九年后序，将此本误定为“成化九年重刊本”。

这种顾前不顾后，径以前序记年定刊刻年代的现象，在古医籍版本著录中普遍存在；甚至在著录时于诸序之中任取一序记年作为该本的刊刻年代。这说明，专业图书馆中医古籍版本鉴定、著录工作急待加强。

  (二)以作者自序记年误作刻书年代例

作者自序主要有两大类：其一，全书编成后，撰一总序冠于书前，或附于书末作为后序，或既有总序，又有后序者（如李？《医学入门》)。其二，于某一卷首，作者另撰有小序。一般而言，总序、后序的撰写年代与该书的刊刻年代相近。但也常有例外的情况，某些医书，特别是一些卷帙浩大的医书的作者自序年代与其刊刻年代并不相同，有时还相差很远。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一百卷《联目》中著录该书版本有：1．明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古吴陈长卿刻本；2，明隆庆四年庚午刻本。

今检卷九十六《救荒本草》序后附记曰：“嘉靖甲子(1564年)孟春望日太医院臣徐春甫拜手谨序”，则全书于嘉靖丁巳年尚未编成，岂能有到本问世。再考古吴陈长卿者，于祟帧四年(1632)尚刻有《通鉴直解》二十八卷，时距嘉靖丁巳已有74年，则此陈长卿能活百余岁乎?核查该本，可见有隆庆四年序。则所谓“嘉靖三十六年古吴陈长卿刻本”显然有误。所以误致者，乃以该书卷首徐氏《内经要旨》序记年“嘉靖丁巳仲春既望新安后学徐春甫序”误作全书的刊刻年代。

至于“明隆庆四年庚午刻本”，则系将《古今医统》王家屏序的年代误作刊刻年代。其实，该书的刊刻年代，据崔仲平等考证，刻于万历初年：(见点校本《古今医统大全》“前言”)。

(三)误以甲书之序定乙书刊刻年代例

这一类型误例，笔者实际所见者有以下三种不同情况：

其一，同一书坊先后刊刻两种相关医书，由于乙书刊刻序脱落而误以甲书序年定乙书刊年。例如：

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九卷本

明代马莳四种传世医书均由华亭宝命堂初刻，此书也不例外。此宝命堂初刻本书名页(扉页)载有马莳弟子柳宗模题记曰：“……吾师注成两经，皆名曰“注证发微”。昔兵部古林王公命工先衅梓《素问》，今礼部康洲罗公命梓《灵枢》，以全《内经》一书。四方君子认宝命堂原板为证。柳宗模识。”此题记下所刻两行书名间又有“万历戊子孟春宝命堂梓”条记一行，则此本当系宝命堂刻于万历十六年(1588)，即刻《素问注证发微》之后二年。由于此宝命堂刊本书名页或有脱失者，遂以马路另一部书《素问注证发微》的刊刻年代——万历十四年作为此书的刊年。对于这一错误，王铁策先生已撰文指出(见1996年版《中医药文献研究论丛》一书第116页)。

附带说明，另有天宝堂曾重刻马甜《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一书。原宝命堂刻本卷端作“大明太医院正文

会稽庠生玄台于马莳仲化注证；库生孙又玄子马存顺校正”，而此本已将“大明”改作“明”；“校”改成“较”，其字体风格也呈明末；清初特征，则此本当系天宝堂刻于明末。这种重刊本因无“重刊序”而多被误定为原刊本，并将其刊年定作“万历十四年”。

又宝命堂刊马莳《素问》、《灵枢》本曾修补重印过，此重修本现藏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仅存《素问》部分。该本补版字体风格不一，其中有若干补版版心刻有“天宝堂”字样。补版页的纸张、墨色与其他页相同，不似从他书移入者。则此重修本也当印于明末。

其二，有些医书，特别是坊刻本，本无序文，但编撰者自他书辑录文献，有时连原序文一并抄录。这类序文常常被当作编者自序而作为确定刊刻年代的依据。例如：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本

该本刻于金代刻书中心平水，由陈氏书肆所刻，原刊本已佚。以往均认为此本刻于金大定丙午(1186年)，此系根据卷三所录《针灸避忌太一之图》一书的自序年代断定。此书是平水一佚名老者所作，陈氏书轩刻《铜人图经》时，收录了此书全文及序文，故其刻《铜人图经》的年代肯定晚于1186年。又如：

徐风《针灸大全》六卷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有数部三多斋印本《针灸大全》，著录为“明正统四年刻本”。可县正统四年，《针灸大全》尚未成书。岂能有刊本传世！据笔者考察，现存三多斋本《针灸大全》，实系据金陵唐？宇万历三十三年旧版重印于天启年间(清代又曾再次印行)。那么，所谓“正统四年”本又从何而来呢?原来是依据该本卷五“金针赋序”末记年“正统四年己未岁八月既望”。然而，此序作者并非《针灸大全》的编者——徐风，而是《金针赋》的作者——泉石心(三多斋本缺此三字)。根本不能据此考定《针灸大全》的成书年代，更不可以此作为该书的刊刻年代。由于这一失误，以往整理《针灸大全》一书，均以三多斋印本为底本，甚至采用清代据三多斋印本的重刊本为底本(这类刊本有些被误定为明代金陵三多斋刊本)。

其三，误以甲传本原序定乙传本刊刻年代，例如：

明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

该书载有明正统八年英宗御序，是以中日学者或认为此书初刻于正统八年，即仿宋重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的，同时由太医院雕版刊印。如此说来，明刊本的价值毫不低于甚至要高于正统石刻拓本。因为现存四部拓本拓印时间均较晚，已有缺损及后人挖补处。然而经笔者考察，明刊三卷本实源出于一种石刻拓本，而非直接出自正统石刻。首先，某些见于现存拓本中的挖补之文也见于现行三卷本刻本，而且明拓本中某些整行文字漫漶处，明三卷本亦缺如。例如拓本“正营”穴下有二行残损，字迹难辨，明刊三卷本同样缺此二行文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现存日本蓬佐文库藏的一部明石刻拓本，在装裱时将卷下“修明堂诀式”篇次序接错，而明刊三卷本该篇次序恰与此拓本同，则其初刻年代当晚于该拓本装裱年代，约在明隆庆、万历间。需要说明的是，明太医院未曾刊印此书，现存各种明刊三卷本《铜人图经》均为坊刻本，校、刻均欠佳。其版本价值不高(详见笔者《针灸名著集成》所载“铜入腧穴针灸图经考略”。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四)因后人伪造、挖改序文而误定版本例

书贾为谋利，常常采用伪造、挖改序文的手段，伪造成书及刊刻年代，伪托名家等。例一：

清刊《勉学堂针灸集成》四卷

此书旧题：清廖润鸿撰。《联目》于该书目下著录有以下五种刻本：1．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刻本；2．清光绪五年己卯北京文宝堂刻本；3．清光绪五年己卯宝名斋刻本；4．清光绪五年己卯京都琉璃厂二酉斋刻本；5．1936年北平打磨厂老二酉堂刻本。

此书原无序跋，不著撰人，无书名页，前二卷题曰“针灸集成”，后二卷题曰“经穴详集”，总书名题作“针灸集成”，与前二卷篇名同。今观北京图书馆藏本纸墨精雅，雕刻风格与康熙间无异，且书中只避圣祖名讳，而于世宗、高宗讳皆不避，则此本当刻于康熙间。旧版《联目》将此本定为“清乾隆刻本”，并加按曰：“本项系估计版本，原书既无扉页，又无序跋，与著者年代不相符合，尚待续考。”此书书名及其著者是根据该书重修后印本中所附序文而定，而问题正出在此序文上，试节录琉璃厂二酉斋印本所载序文如下：“……今岁夏偶遇明师，以《针灸集成》相示，因取而读之，渐觉豁然有得，窃以为下手用功处在熟穴法，熟极则巧自生，而余性健忘，深虑旋得旋失，因将原书‘考正穴法’韵以五言，用当记诵……歌既成，将《铜人图》按法缩绘小幅以便案头搜讨坊友。饶君松圃谓是可益初学，乐为梓行，附诸《针灸集成》之后。因记其爱起如此。同治十三年甲戌冬十月

湖南渌江廖润鸿逵宾氏叙于都门琉璃厂内二酉斋。”

此序曰“原书‘考正穴法’”，而《针灸集成》实无此篇目，且该书后既无五言“腧穴歌”，也无《铜人图》，皆与此序文不合。今考察，此序文乃廖润鸿《考证周身穴法歌》之序。廖氏《穴法歌》是据《针灸大成》卷六、卷七“考正穴法”改编而成，书后附有二幅《铜入图》。以上《针灸集成》序不仅全文出自《考正周身穴法歌》廖氏自序，甚至连版片也直接采用《考正穴法歌》旧版，仅仅将廖氏原序中两处“针灸大成”之“大”字挖改成“集”字，以掩饰作伪痕迹。此外，廖氏原序款识“廖润鸿逵宾氏叙于”下原题作“都门琉璃厂有真乐斋寄庐”，被改成“都门琉璃厂内二酉斋”，以示版权所有。这样为托名人以逐利，而不惜将早期刻本伪充成晚期刻本，真可谓用心良苦。《联目》则为此伪序所蒙，将《勉学堂针灸集成》的著者定为“廖润鸿”，将该书的初刻年代定为“清同治十三年”，并据清光绪间重修本书名页，将该书书名题作“勉学堂针灸集成”，皆误。试将《针灸集成》的版本源流简述如下：

此书初刻于清康熙间，其初印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本后重印，重印时已有缺版(如卷二第10、12、16、21、49、54等六页均缺)，此重印本现藏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约于光绪初年，此书旧版归北京厂肆，宝名斋得此版后，进行了如下修版工作：将旧版中墨钉全部剜去；补齐了残欠版片，并于版心上补刻“针灸集成”四字；新刻书名页作“光绪己卯孟春新雕

勉学堂针灸集成

京门琉璃厂宝名斋藏板”。

此重修本印于光绪五年(1879)。重修本版片又先后转归文宝堂、二酉斋，其中二酉斋重印《针灸集成》一书时，将同时得到的同治十三年廖润鸿《考证周身穴法歌》版片中廖氏自序二版冠以卷首，又重刻《考正周身穴法歌》同治十三年冬月裕麟跋文全文于卷尾，同样也只将原跋中两处“针灸大成”改成“针灸集成”；最后连旧版书名页也不更换，仅将其中“宝名斋”三字剜去而已。足见其造伪之不择手段，刊印之粗制滥造。之后老二酉堂又得此重修版，将旧版中廖氏自序最后一行款识挖去，并不补刻相应堂名；卷尾不载跋文；更换书名页，于1936年重印，此印本流传较广。

综上所述，《联目》所著录上述五种木刻本实际上都是同一版的不同时期的印本，只是在重印过程中递有修补。

附带说明，《联目》中将同一版刻不同时期印本作为不同刻本分别著录之误最为常见，这种先误不独见于中医古籍书目，其他古籍联合目录中也不乏其例，这可以说是集体编制联合书目难以避免的通病，而且这种弊病短期内还难以根治。因而整理古籍，对于版本源流一定要认真考核，不能走捷径而完全依赖《联目》。

《针灸集成》的版本源流已如上述，那么该书何以不题撰人呢？据笔者考察，该书实由三部书组装而成：一曰《东医宝鉴》，一曰《针灸经验方》，一曰《类经图翼》。其中对于《针灸经验方》一书，引录全书所有文字，这部分文字中可见有大量墨钉，可见其采用的不是原刻初印本。经考核，这些墨钉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缺文，而是原书的空格，编者不明其义而误以为缺文；对于《东医宝鉴》一书，引录了其中“针灸篇”全文及其他篇中所有“针灸法”文字；《类经图翼》，引录了第6—8卷全文及卷四禁针、禁灸穴、卷十“奇俞类集”。在编排上，将前二书文字夹杂抄录，即先录一段《东医宝鉴》，插入一段《针灸经验方》文字，再接抄其余《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文字。又不注明原书名及原作者，故不能称其为丛书；所录三书内容有相重者，也依旧抄录，不作任何改编，故又不能称其为类书。这种编排法不伦不类，很可能直接出自书坊主，是以不署编者姓名。

从这一典型实例中可以看出，伪造的序文，尽管其作伪的手法并不高明，漏洞百出，仍然会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容易使得包括版本鉴定行家在内的许多人上当受骗。这可能是因为以往人们在中医古籍版本鉴定中，过于依赖序跋，而不从原本的外部特征及内容加以综合考察。例二：

明刊《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

明清流传的题作《琼瑶神书》的针灸书至少有三种，其一为《琼瑶神书》三卷；其二为(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又作《琼瑶真人针经》三卷)。其中前者为真本，后者系伪书，而伪本的流传远较真本为广。其三，清道光十六年刊本、道光二十八年重刊本《琼瑶神书》四卷，则系一部真伪参半之书。以往由于资料缺乏而误将此三种书混为一谈。现将其中明刊本《大本琼瑶发明神书》简析如下：

现存本凡三卷，藏浙江天一阁文物博物馆。卷端题“赐太师刘真人集”。序文作“大本琼瑶真人针经序”，故钱曾《读书敏求记》、《述古堂藏书目》又记作“琼瑶真人针经”三卷(明代《近古堂书目》、《脉望馆书目》同)。《四库全书总目》、《浙江采集遗书总目》作二卷，然据书目提要，内容与现存三卷本相同，当是同一书。今检《四库采进书目·郑大节呈送书目》著录《琼瑶发明神书》记作“二本”，即二册，有可能四库馆臣未细核原书，将原书二册，上、中、下三卷误作上下二卷。

此书所载无名氏序全文抄自《十四经发挥》吕复序，而序末却记作“崇宁初元年闰月六日四明序”，其中“初元年闰月六日”剪自滑伯仁自序款识，“四明序”三字剪自吕复序款识，并将滑氏序中“至正”年号改作“崇宁”，以伪充宋代书。

此书下卷卷端及版心均题作“琼瑶神书”，与清刊四卷本书名完全相同。然遍检全书，只有上卷“手指补泻”篇内容及“三阴三阳配合补泻循提歌”全文见于前《琼瑶神书》。可能《琼瑶神书》原书出自道人，流传范围极其有限(所谓“《神书》三卷，千金不传”)，世人难以得见，故后人类集一书，或书坊主将一佚名氏针灸书析为三卷，题作“琼瑶发明神书”以充之。因现行清刊四卷本《琼瑶神书》“宋徽宗崇宁皇帝论五”篇中记有“……刘子和钦奉圣旨，即说于太师刘大本，遵守琼瑶心传口授秘法神言……”字样，故伪本题作“大本琼瑶发明神书”、“赐太师刘真人集”。此伪本在明清有多种刊本及抄本，流传很广，而真本《琼瑶神书》反而鲜有著录者。又令人奇怪的是，此伪本序文全文抄自吕复《十四经发挥》序，而书中正文却未见抄录《十四经发挥》原文。这表明序与正文不似出自同时同一人之手。例三：

李梃《医学入门》七卷

中医书目著录此书版本有万历三年、四年刻本。今检朝鲜刻本，卷首李梃自序年代记作“万历乙亥”；日本庆安四年刻本作“万历丙子”；中医研究院藏万历三年刻、崇帧修补本作“祟帧丙子”(但祟帧印本此四字显系挖改，原文当仍作“万历乙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正作“万历乙亥”)，《联目》将此本著录为万历三年刻本。一般剜剂补序文末记年，多以晚期刻本伪充早期刻本，这里为何要将“万历乙亥”改作“祟帧丙子”呢?原来此修补本原有祟帧九年丙子序文一篇(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均缺此序)，后人盖以此改原文记年。又朝鲜刻本三卷所载李挺“伤寒序”末均记作“万历已卯初夏序”，其他本作“万历丙子初夏序”。又朝鲜本卷末李氏“习医规格”记年为“万历庚辰”；其他本作“万历丙子”。若据朝鲜刻本，则《医学入门》初刻年代当在万历八年之后，即诸本合参，至早也不能早于万历四年。

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所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多见清中期补板；笔者所藏一部明刻残本，版心下刻有字数及刻工名，观其纸墨、字体风格，为万历间刻本，其中也间有明人补板；印时早于美国国会藏本；而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补板字体不一，并可见有抄补及缺页，可能经多次补版。未知明刻初印本现有藏否?

书贾除了采用以上伪造序文制造“珍本”以谋利外，还常常采用抽撤序文的方法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如上所述，明成化九年刊本《奇效良方》因被撤去相关序跋而误定为元刊本；或成化六年刊本；而日新堂正德六年重刊本牌记悉被书贾剜去而误定为“成化九年重刊本”；大量清顺治重修本及清康熙递修本、《针灸大成》被抽去“重修序”、“递修序”而被误定为万历二十九年原刻本。例四：

抄本《针灸秘奥》四卷

此本内题“仙传针灸直指秘奥”。据笔著考察，此本实节抄自清代重刊本《针灸大成》，故其抄写年代不可能早于康熙十九年。但此本只抄录赵文炳序而删去其他序，并将正文重新编次以充古本；有藏书家不明真象，以此本出自赵文炳手抄本，即《针灸大成》原稿，故视力珍品而神之(见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拟》)；旧版《联目》也将此本年代定为明万历二十九年。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仅仅根据序文年代确定刊刻的具体年代并不可靠。

二、据刻书牌记定版刻年代常见失误

根据刻本中刻书者的牌记确定该本的刊刻年代，也是版本鉴定中一种常用的，而且是较为准确的方法。但有时牌记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刊刻年代，或者牌记本身没有问题，而后人误解其本意，也往往造成误定版本。

(一)错会牌记文义而误定版本例

笔者在考察明代版刻时，发现明代建阳坊刻本，特别是熊冲字种德堂刻本，其牌记多题作“万历新岁谷旦熊冲宇梓”，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梓”例如：《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王叔和脉诀》四卷、《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八十一难经》四卷、《历朝纪要纲鉴》二十卷、《鼎镌洪武元韵勘正补订经书切字海篇玉鉴》二十卷等。

所谓“万历新岁谷旦”，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义指：万历年问新春吉日，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年月日。而现代不少书目，甚至是很有影响的书目如《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中国科学院馆藏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版刻综录》等；多将熊冲宇种德堂这类刊本著录为“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是将原书房记中“万历新岁’误解为“万历元年”、“万历初元”或“万历改元”。今人论文中也每见有将带有“万历新岁×××梓”牌记刊本误定为万历元年刊本者，可见此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其实，要弄清“万历新岁”之义并不太难，因为上述诸书刊刻者告白款识中已可见有万历元年之后的纪年，如上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历朝纪要纲鉴》一书，王重民先生记此书卷末有“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样”牌记，卷前书名页另有熊冲宇告白曰：“《纲鉴》一书，坊间混到多矣……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请认种德堂口口。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白。”则此书到于万历四十年明矣。又建阳书林郑氏宗文堂刻徐风《针灸大全》，书末也有“万历新岁谷旦郑继华梓”牌记，而卷首所载太医院医官龚云林序末记年为“万历壬寅春月谷旦”，则此书刊刻年代不早于万历三十年。类似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即使知见不广，不明“万历新岁”之义，只要随手翻检《辞源》一类的常用工具书，也不致于屡出此误。上述所举书目名著所以致误者，实乃其编纂方式之未密所致也。《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对于前述二处书的著录，一作“明种德堂熊冲宇刻本”一作“明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出自不同人之手。建阳书林除了熊冲宇种德堂外，郑氏宗文堂、刘氏乔山堂、杨氏四知馆等刻书也多有这类牌记。此等书坊刻书牌记中所以喜用“万历新岁谷旦”者，盖取吉利之义也。

(二)以原刻本牌记误定翻刻本年代例

不少翻刻本、重刻本，特别是日本刻本，往往只保留原刻牌记，若不从其他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常常会以原刻牌记误定重刻本刊刻年代。例如明代熊宗立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一书，《联目》著录有“明成化三年熊氏种德堂刻本”。今检中国中医研究院藏该本为典型的日本皮纸本，卷末载有日本大众八年(1528)幻云的跋文，对于该本的刊刻经过交待得非常清楚，并附有校勘记，此书是日本最早刻印的中国医书。由于此翻刻本于目录后保留原刻本牌记“成化三年丁亥熊氏种德堂刊”二行，版本鉴定人员便将其误定为“成化三年熊氏种德堂刊本”。有的馆藏本幻云跋文已被书贾抽去，以伪充成化三年刻本。象这种以原刻本牌记定翻刻本年代错误，在中医书目中不乏其例。

(三)以单种书牌记误定丛书刊刻年代例

根据牌记鉴定古书刊刻年代必须注意以下二点：对于单刻本而言，有些书，甚至是字数很少的古医书，往往由不同人在多年内刻成，而不同刻书者刻完一卷或数卷后，都可能刻上牌记，故一部书中往往可见有多个牌记，例如只有九卷的《读素问抄》一书即有五个牌记。据牌记考定一书的刊刻年代，应当以记年最晚的那个牌记为准。作为一部丛书，其所收载的每一部书中都可能刻有牌记，鉴定丛书的刊刻年代，也应以记年最晚的牌记为准。又如：

窦桂芳《针灸四书》

国内现存唯一《针灸四书》刊本即天一阁藏残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双边。虫蚀严重，残缺较多。因天一阁所藏《针灸四书》中《新刊黄帝明堂经》序末有“至大辛亥春月燕山活济堂刊”牌记，故《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将该本定为元至大辛亥刻本，其他各种书目均从之。但日本宫内厅藏明成化八年罗氏竹坪书堂刊《针灸四书》残本中《新刊黄帝明堂经》序末同样有“至大辛亥春月燕山活济堂刊”一行十二字，二本的行款、字体同，而且断牌迹象也相似，故二本的印时相近，即均为明印本。《针灸四书》原刊本不存。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载影抄元刊本，《针灸四书》窦桂芳总序后刻有牌记曰：“皇庆壬子中元燕山活济堂刊”，则此本的初刻年代不早于皇庆壬子(1312)年，而不是“至大辛亥”(1311)年。

(四)书坊牌记不可尽信例

某些书肆或为加速资金周转，或因经营不善而衰落，便常常将其所刻医书旧版转让给其他书坊。其他书坊主人用这些旧版重印时，多刻上自己书坊的牌记以示牌权所有。这时牌记所反映的年代便晚于实际刻版年代，有时二者相差很远。例如：

明成化八年本《针灸四书》

此本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行款、字体与中国天一阁藏本同；其《针经指南》所附《针灸杂说》卷末有、“成化壬辰仲秋竹坪书堂新刊”牌记。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针灸四书》题作“成化癸巳罗氏竹坪书堂新刊”。同一书坊相隔一年两次重刊同一种书，这种可能性极小。今检成化八年本中可见有较多断版象，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成化癸巳罗氏竹坪书堂新刊”本显不同，而与天一阁藏本很相近。可见，此本并非新刊，而是竹坪书堂于明成化八年据旧版重印，重印时可能对原版作了局部修整。又该本漫漶处，成化九年本中多作墨钉，若成化八年本中字迹依稀可辨，成化九年本则辨而补之，但常有误辨者。由此可见，成化九年本是真正的“新刊本”，其底本即成化八年本。

又如《针灸资生经》一书，现存有叶日增广勤书堂印本。其卷首刻有“广勤书堂刊”五字，而字体与别处明显不同。又全书题名、版式、字体均与稍后叶氏广勤堂刊印之《新刊王氏脉经》不同；明正统叶景逵广勤书堂翻刻叶日增印本《资生经》时，于总目下所刻牌记曰“昨家藏宋南渡《新刊针灸四书》及《针灸资生经》……”只言藏版，而未言刻版。可见，现存题曰“广勤书堂刊”本很可能系叶日增氏据家藏旧版重印(现存本可见有较多断版迹象，明显为后印)本。又知，叶日增广勤书堂的部分版片是从建安余氏勤有堂继承而来，故此部《针灸资生经》原版可能也系余氏勤有堂所刻，后叶日增用此旧版重印时，增补“广勤书堂刊”五字，以示版权所有。

三、重修本、递修本误作原刊本例

原刊本经多次刷印就会出现断版、残缺现象，故需再印时就要修版、补版。一般而言，官方重修医书时多于重修本前载有重修序，说明其原委；而书坊修补重印时往往不载序说明，若不仔细考察，很难鉴别。另一方面官刻重修本医书中“重修序”也常常被书贾抽去，以充原刊本。例一：

杨继洲、靳贤《针灸大成》十卷

此书系明代靳贤在杨继洲《玄机秘要》三卷基础上，补辑重编而成。赵文炳炸“刻针灸大成序”的时间为万历辛丑(1601)年，而同年赵氏“重刊铜人图序”：曰“委集《针灸大成》一书已付之梓矣”，说明《针灸大成》的初刻本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赵文炳刻本。至顺治丁酉(1657)年，即初刊后56年，6l日版残缺浸湮”，故知平阳府事李月桂加以修补重印(即“重修本”)。康熙三十四年，平阳地震，藏于乎阳府中的“重修本”被毁，按察司使管山西平阳府事王辅再次修补，印于康熙三十七年(即“递修本”)。照常理，后印的“重修本”、“递修本”会更多地流传下来，可是旧版《联目》著录《针灸大成》一书现存版本最多的是“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共计15部。而“重修本”、“递修本”各只有一部(后经调查，又检出一部未经“改装”的递修本)，实在令人费解。经反复考察，发现这些“明万历刻本”多由：“重修本”、“递修本”改装而成，真正的明万历刊印本至今尚未见到。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很难见到“原装”的重修本、递修本，因而不易识别“改装”本的本来面目。例二：

吴勉学《医统正脉》

《医统正脉》，今多称《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旧题“王肯堂编，吴勉学校刊”。实则这部大型丛书系吴勉学于万历二十九年汇刻而成，与王肯堂无关(明末书坊印书多借用“王肯堂”之名以射利)，原刊本《医统正脉》所载彭好古序可证。该书吴勉学师古斋刊印本尚未得见；师古斋原版后归金陵蕴古堂五车楼收藏，并于明末、清初时各印过一次。这两种重印本均存；之后此版又转归映旭斋，此时原版己残损严重，故由步月楼加以修补后重印，即“重修本”。此本题作“金坛王肯堂辑”，并删去原版中彭好古序文。今《联目》著录所谓明万历二十九年原刊本《医统正脉》，绝大多数是这种重修本。其断板严重，并可见有整行的缺字及大量补版。

值得注意的是，步月楼重印本又被拆作若干小丛书，如《东垣十书》、《刘河间伤寒三书》、《刘河问伤寒六书》等，另有若干种被抽出作单刻本如，《针灸甲乙经》等。这些丛书及零本也均被著录为“明万历二十九吴勉学刻本”，实则均系“重修本”。

为避免将重修本误定为原刊本，我们应当对于重要医籍的刊刻史(即刻本源流)有所了解。一般而言，后印的“重修本”流，传下来的机会较原刊本大。如考知某些医书曾印过重修本，则遇到馆藏书目所著录有该书原刊本时，首先应当想到它可能是“重修本”。例如：明嘉靖时，南京太医院曾刻印过薛已等著、校《难经本义》等十二种医学名著，至万历年间，这批书版已残损十之三四，故当时太医院掌院詹景凤命人重修后，于万历十八年重印。所以，对于现存这十二种书，如有著录明嘉靖刊本者，必须首先考察其是否系万历“重修本”，切不可轻信书目著录。

四、重刻本伪充原刊本例

鉴别原刊本与重刊本，特别是原版与翻版，并非易事。若未见过原版，而翻刻本，或重刊本又无重刊序跋，则很难辨别。中医书目中，将重刊本误作原刊本者不乏其例。除了上述将明末天宝堂《素问注证发微》重刊本误作原刊本典型误例外，另举一稍难识别之例如下：

李守先《针灸易学》二卷

此书编集、刊刻均较晚，而版本源流并不简单。“道光本”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许天锡序曰：“……余嘉其志而乐道之，故于其将授梓也，为叙其事而弁之书首。”据此，《针灸易学》一书于1847年之前尚未梓行。然而中医书目却记有“清嘉庆三年（1798）自刻本”，其确定版本的唯一根据，或以此本只载有李氏嘉庆三年自序而未载许天锡序；今检此本，既无书名页(扉页)，又缺最末一版，不能不令人生疑：其一，此本虽只载有李学川嘉庆三年自序一篇，却题曰“针灸易学自序”(既曰“自序”，则应有他人之序)；其二，细核首页“自序”版心所刻页码为“三”，此前恰好缺许天锡序二页。其三，将此所谓“自刻本与道光本相校，此本中之脱文、墨钉，“道光本”均不脱欠，此本错字也远较道光本多。至此，已不难断定：此种“自刻本”实系据“道光本”重刊，书贸将原书中许天锡序抽去，同时也撤去最后一版(可能此版刻有重刊者牌记，或跋文)，以伪充初刻

五、残本误作足本例

古医籍，特别是罕见之珍本，若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残缺，书贾常常通过各种方法加以改装，以残本充足本，若不细察，则难免上当。例如：

徐用宣《袖珍小儿方》十卷

上海图书馆所藏原刊本仅残存六卷，书贾将原本徐用宣自序、潘琪序及总目中第7—10卷目录一并裁去，伪充足本。今人编《四库存目丛书》时，也未详考，误以此残本为足本而收入《四库存目丛书》

另一种常见的医书残缺情况是：某书某卷大部残缺，而其他卷也有几页残缺。这时书贾往往将大部残缺之卷中旧版版心页码挖改后补于他卷残缺处，以充全本。例如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普济方》卷一六五第21、22页实系卷一六四相应页内容，则明抄本所据之底本已缺此二页，《四库全书》所采用天一阁藏本亦无此二页可证。又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刊楼英《医学纲目》四十卷，其卷八欠第15、16页，书贾则将另一部无法配补之残本卷三十七第25、26页版心“卷之卅七·甘五”、“卷之卅七·廿六”则改作“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补于卷八残缺处。另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曹灼刻本《医学纲目》也见有类似“补残充全”现象。这种作伪手法并不高明，专业人员一眼便可识破。又如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刊《针灸节要》，残缺卷三，又卷一欠第十六页。于是，书贾将残存的卷三第八十五页版心挖改成“针灸节要卷之一·十六”补于卷一残缺处，以充全本。此作伪手法后被识破，乃据别本抄补。

六、因丛书零种欠原丛书总序而误定版本例

某些丛书在流传过程中散佚而成为零种，或书贾故意用丛书本伪充单刻本，因缺少原丛书之总序而往往被误定刊刻年代；例如明代医家汪机医书多于明嘉靖间刊行，后约于明末被汇集刊行，名曰《汪石山医学七种》，收录有《读素问抄》、《运气易览》、《痘证理辨》、《针灸问答》、《外科理例》、《石山医案》、《推求师意》七种(见《医藏书目》)。此本系将嘉靖间刻汪氏单行本修补后重印，而非重刊，故所收七种医书行格不一。明崇祯六年(1633)，汪氏祠堂又重修旧版，并增刻《脉诀刊误》一种，题曰《汪石山医书八种》。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某些《汪石山医书七种》本既无总序，又无书名页，并见有避明熹宗的讳字，则其并非《医藏书目》所著录之书。例如中国中医研究院藏一部《汪石山医书七种》，卷首有光绪九年唐氏题记。经考察，此本实为祟祯六年重修《汪石山医书八种》本，唐氏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著录汪氏医书七种，故将原刻中《针灸问答》撤去，并将书名页总目中第七种“针灸问答”之目剪去，而将第八种书目“推求师意”移补该处。

今中医书目载有汪氏医书单行本多种，例如《石山医案》著录有：明嘉靖十年陈桷校刻本；明嘉靖刻本等。经检核，其断版、残缺情况与现存《汪石山医书七种》相同，当出自丛书本。此外，《读素问抄》、《针灸问对》等书也有类似情况，值得注意。

所以，鉴定单刻医籍，如果既知该书曾被收入某丛书，一定要首先核查其是否为丛书本。

七、坊刻本托名例  太医院，是医学权威机构，故明清坊间刻书；每题曰“太医院原本”、“太医院校正”、“太医院参订”、“太医院真传”等字样，欲以官书取重。例如明末书林所刻徐凤《针灸大全》诸本(此书原多与三卷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合刻，在流传过程中，或由于书贾抽出以充单刻本，或由于散佚而仅存一种而被误作单刻本)题名如下：

1．明万历三十年书林郑氏宗文堂合刊本书名页(靡页)题作“国朝太医院考正官板徐氏针灸”；卷端题作“鼎雕太医院校正徐氏针灸大全”。

2．明万历三十三年金陵书林唐翀宇刊本；卷端题作“新锓太医院参订徐氏针灸大全”。此版于明天启年间为金陵三多斋重印，书名页又改题作“太医院原本铜人徐氏针灸合刻”。 

3．明万历十二年三槐堂刊《针灸全书》书名页(扉页)题有“太医院校正”字样。

4. 明詹氏进贤堂刻本卷端题作“新刊太医院真传重订徐氏针灸捷法大全”。

从上述题名看，似乎《针灸大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书原刊本确系太医院所刊，但检核明嘉靖太医院所刊，由薛铠、薛己父子编、校医书，以及明万历太医院重印之十二种医书中均无《针灸大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之目，且万历中期之前医书中也未见有引录三卷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者。则上述书坊所刻《针灸大全》题名中“太医院原本”、“太医院校正”等字样，均系托名，不足信。其他明清坊刻医书所题类似文字也多不可凭。其实，真正的太医院刻医书反而不标榜这类虚张声势之辞。今人不明真相，多将这类版刻著录为“太医院刻本”，而真正太医院刻本反而未能注明，此悉为：假冒商标”所蒙也。

坊刻医书除了借用“太医院”之名外，还常借用名医之名以神其书。明末，王肯堂以医术闻名，故坊间校刻医书多托其名。例如大型医学丛书《医统正脉》，系新安吴勉学汇刻，本与王肯堂无关。对此，原刊本彭好古序说得很明白。但此书于明末重印时，书名页(扉页)栏上却被刻上“王宇泰先生订正”字样；而清中期步月楼修补重印时，则径作“金坛王宇泰辑”，为掩人耳目，竞将原版彭好古序撤去。此外，坊刻医书题曰：王肯堂订正”者尚有《产宝百问》五卷、《婴童百问》十卷、《古今医鉴》十六卷等，均不足凭。

八；影印本签定

影印本出现较晚，现行版本学著作中均未把“影印本”作为考本的具体制作方式鲜为人知。

一般而言，影印本所依据的底本应当是已确定的版本；本来不应再存在“鉴定”的问题，然而由于某一时期，或某些出版社；对于版本的鉴别不够重视，在中医古籍影印本的“内容简介”(或“出版说明”)中对其所采用的底本的说明或语焉不祥，或所注明的版本与实际采用者不符，或对所采用的底本进行了大量修版工作而不作任何说明，或者根本不注明底本。对于影印古医籍中的这类问题，若不认真考辩，则势必对中医古籍整理工作产生危害，因为这些影印本多被今人用作整理古医籍的底本，或校本。从这一点上说，考察影印本的源流，其意义更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影印本的源流考察清楚，那么将来随着有关资料的散佚，医书影印工作中各种问题很可能就无法考知而永为误本所欺。试举二例分析如下：

《针灸大成》

如前所述；中医书目中所著录的“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针灸大成》实为清顺治“重修本”，或清康熙“递修本”，真正的明万历刊印本至今尚未见到(日本各大图书馆也未见此本)。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很难见到“原装”的重修本、递修本，因而不易识别“改装”本的本来面目。

五十年代，中国出版有《针灸大成》一书的影印本，书前写明“用明刊本影印”。可是与现存各种题作“明刊本”，或“重修本”、“递修本”本子对照，均不相同，而这三种版本的特征均见于此影印本。那么，这部影印本是如何制成的呢?当时出版社影印医书，主要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早期其他古籍影印也多如此)，注重影印本的阅读效果，为此，多采用拼版的方法，即从多部书中将书品好的部分抽出，拼作一部书，再进行一番描补修版工作。由于“递修本”中有近百分之四十的版是康熙三十七年间补刻的，没有断板迹象，书品很好，自然被大量地采用。而康熙间再修时；因旧版被毁，旧本也未得见，故补版中有不少错字及缺字，这些错字、缺字，在不同本中被不同程度地用不同色笔描改，或添补。原书中这些补版字体与旧版明显不同，很容易识别；那些后人描改、添补的字更是一目了然。而在影印本中所有的缺字均被补齐。由于原书经过数倍缩小影印，不仅康熙间补版不易识别，而且那些后人、今人描改增补字也变得不易分辨。以至于人们一直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而一再以此本作为点校《针灸大成》一书的蓝本。其不良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可能正因为早期制作的影印本是采用同版不同时的印本拼合而成，而难以再保留版心、版框及藏书印，故五、六十年代影印的医书都有一共同特点，即为无版心、无版框(原书版框)、无藏书印的“三无”书品，这本身也降低了其版本学价值。由于无原书版框，自然也就无法保留原书的眉批。而有些原版书的上框、下框与正文紧相连，必然给剪切去版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剪多了，容易造成与上、下框相邻文字首、末笔画的残缺；剪少了，则容易形成一条或连续、或间断的细墨线。这些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影印书中均反映得非常清楚。

附带说明，1993年，岳麓书社影印了《针灸大成》一书，此本保留了原书的版框、藏书印，是其优于前本之处，但仍然裁去原书版心。其出版“前言”中称系据“上海图书馆藏善本明万历刻本”影印。经考察，此本实系康熙三十七年王辅“递修本”，书贾将原本中王辅之序撤去，伪充明原刊本，今人不察而误作原刊本。

勉学堂《针灸集成》

此书现有二种影印本，一为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一为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二种影印本均未注明所采用的底本，也末保留底本的书名页(扉页)。《针灸集成》一书版本源流已如前述。经考察，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的修版、补版及所载序文多与民国北京老二酉堂印本相合；但仍有个别细节处，二者不合。例如卷二第12页，老二酉本系原版，而影印本为补版；影印本卷首附有四幅“明堂图”(可能是为了与伪序相合)，老二酉堂本无；又影印本卷二第8页第1行“手三里”之“手”字系描补，与中国中医研究院藏原刻后印本合，而与其他各本不同。很可能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所采用的底本仍是由多部不同时期印本拼合而成。这种影印本后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目前《针灸集成》一书的点校本即采用此影印本为底本。

中国书店的影印系采用《针灸集成》初刻本影印，而且保留了原本版心及墨钉，因而可靠程度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当前出版的某些古医籍影印本，仍采用种种方法进行大量的修版工作，这样制作的影印本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底本旧貌，严格说来，只能称之为“据××版重修影印本”，这类影印本不宜再用作整理古医籍的底本。

九、版本源流考察举例

正确地鉴定了版本，只是版本鉴定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应当考察各本之间的关系——版本源流。欲编高水平的中医古籍版本目录，首先要备齐众本，然后搞清各本之间的关系。关于版本源流的考察，前文已就《针灸集成》一书作过说明，以下再以《十四经发挥》为例作进一步说明。

据《十四经发挥》滑氏自序，该书成于元至正初年(1341)。元至正甲辰(1364)吕复序已谓是书“既成将锓梓以传”，则此书当于此后不久刊行，但明翰林学士宋濂序中却未提及此书已刊行。考明初《医经小学·医之可法为问》刘纯按曰：“……惟七书而下，所可法者，如有宋成无己《伤寒明理论》，金之刘守真《原病式》，元李明之《内外伤辨》……及圣朝滑伯仁《十四经发挥》、徐用诚《本草发挥》，皆启七书之精奥，为体用之本领云。”如果《十四经发挥》刊于元代，刘纯当列入元代书目中，而不会与徐用诚书同归于明朝，可见此书当于宋濂作序后不久(明洪武韧年)刊行。此原刊本早佚，明嘉靖间太医院医判薛已之父薛铠曾校订《十四经发挥》一书，于嘉靖间由南京太医院刊行。

据笔者考察，现存《十四经发挥》版本有以下四种：1．明抄本；2．明刊《医学集览》本；3．明刊《薛氏医案》本；4．日本宽永刊单行本。

明抄本现存南京图书馆，此本分别载有宋源序、吕复序、滑寿自序，而无明嘉靖七年盛应阳序；卷端下题作“许昌滑寿著”，而无“会仁薛铠良武校刊”一行，则此本源出于薛氏校本之前本，或源出于原刊本。但此本非精抄本，俗字较多，附图也不够精美。明嘉靖间，薛铠对《十四经发挥》进行校订，由南京太医院刊于嘉靖间。此本刊行后，原板与薛己校刊的其他11种医书一直藏于南京太医院。至万历年间，旧版年久失修，已有三分之一版残损，故太医院掌院詹景凤令医士祝大年、张三锡借善本重修旧版，于万历十八年重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现藏有一部祝大年等辑明刊《医学集览》，所收11种书均系太医院万历十八年重修本医书，《十四经发挥》三卷也在其中。明万历间吴琯氏所汇刻24种本《薛氏医案》，其第一种即《十四经发挥》。今检24种《薛氏医案》收有8种医书与太医院重修本同，可知吴琯采用的底本仍是万历十八年的重修本。以往由于资料缺乏，国内学者误以为吴琯刊《薛氏医案》是现存最早《十四经发挥》刊本，并为现存所有《十四经发挥》的祖本。明代薛氏校刻之《十四经发挥》单行本传到日本，很快引起日本医学界的高度重视，据小曾户洋考察，最早的日刻本为庆长元年(1596)小獭甫庵刊印的活字本，从1596—1805年的209年间，此书被先后重刊或重印了18次(见《现代东洋医学》，1991年第2期)。现存较早版本为宽永二年(1625)刊本。以往人们多认为日本刊本也源出《薛氏医案》本，通过校勘发现，日刊单行本版式、文字与明抄本及明嘉靖《针灸聚英》所引《十四经发挥》相吻合，而与《薛氏医案》本、《医学集览》本有较大差异。可见日刊本《十四经发挥》并非出自《薛氏医案》本，或《医学集览》本，而是直接出于明薛铝校刻单行本，其校、刻较精，更多地保存了明嘉靖太医院刊本的原貌。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目前整理中医古籍，对于底本的选择，主要依据《联目》等工具书，或图书馆(主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藏书目卡片。这样在底本的选择上难免出错，以致于有些点校本选取了同朝代中最晚、最差的版本作底本，而以初刻本作校本，甚至误以后一朝代反复重刊之本为现存最早版本而选作校勘之蓝本，或者采用了问题较多的影印本作底本。其结果是，花了大量人力、财力，整理出的所谓“定本”实为误本。而这类误本，特别是出自名人、名出版社者，又往往会被选作他校本去校改其他古医籍，以讹传讹，后患无穷。鉴于此，在今后的中医古籍整理中，除了整理者应注重版本鉴定工作外，出版部门也应当加强版本的审核，共同把好古籍整理的第一关——版本鉴定，从而为当前及今后中医古籍整理打下良好的基础。